论李碧华小说的鬼魅书写及其文化源流

2019-05-24 07:05:03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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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鬼魅书写”在中国文学中源流颇深,因其批判刺世传统与人性观照视角而成为新文学发展的隐性资源,并由作家“南迁”成为香港文学中一道奇特的风景。李碧华不自觉地接续了这种鬼魅书写传统,对接香港世情人心,塑造了丰富的鬼、魅以及人鬼之间的形象,不仅使作品获得广泛受众,更在香港大众文化场域下实现了对于一些严肃社会文化议题的思考和讨论,使作品获得了深远的文化源流和宽广的现实景深。

关键词:鬼魅书写;李碧华;鬼魅形象;文化源流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9)02-0041-09

作为香港文坛上一位“雅俗结合同时又为高层次读者和一般市民所喜欢的作者”古远清:《当代台港文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88页。,李碧华以“痴男怨女,悲欢离合”的通俗故事,处理历史书写、女性自我认知、时代社会心理等宏大严肃主题,以世情映时代,以怨情思人性,在继承香港固有文学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出新,在广度和深度的向度上极大地拓展了香港文学的表现领域,使之具有更为深广的文化内涵韩宇瑄: 《论李碧华小说的历史书写》,《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40—46页。

而在李碧华小说的诸多表现领域中,鬼魅书写一直是一个令人关注的文学现象。其不仅上承香港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鬼魅书写源流,且更多地令鬼魅显形于当下,显形于香港都市场域之中,以特异的方式映照着香港这座具有特殊文化基因的都市的焦虑与不安,探微于港人在特殊时空下的人性的守望与异变。

一?鬼魅书写的文学史源流及其向香港的流动

与西方鬼(Ghost)所更多包含的“恶魔”的负面意象不同,在中国文化特有的“乐感文化”和“实用理性精神”中,鬼作为一种人死后变成的无所谓善恶的魂体,“可以是魂魄俱存的实体,可以是无魂有魄的僵尸,可以是人们崇拜的祖先之灵,可以是作祟活人的邪恶存在”魏朝夕:《解读中西方的“鬼(ghost)”文化》,《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537—541页。

这样的“鬼观”,使得中国文学在处理这一意象时,消解了西方文化中鬼狰狞、可怖、邪恶的一面,呈现出神秘、世俗、多元的特质。正是在鬼的缤纷世界里,文学可以更加天马行空地表现写实题材中难以刻画的人性深思,淋漓尽致地抒发正统文体中难登台面的欲望,这使得“鬼魅书写传统”成为中国文学一个非常突出而独特的现象。

这一传统的意义首先在于,在中央集权主导的文坛生态中,鬼魅世界的塑造为作品涂上了一层暧昧的?;ど?,既与现实政治拉开了距离,又为作者触及社会弊病与时代精神提供了驰骋的空间;其次,鬼魅书写将作品中的鬼魅形象人格化、主体化,“鬼性”其外,人性其内,具有一定的现实关怀意味;最后,鬼魅书写中经常出现的“魅”的形象,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对于女性的描写系统,使之能够脱离公共道德中“贞操节烈”的束缚,凸显了女性的主体性,不仅具备一定的启蒙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压抑的民间声音对于理想女性形象的真实期待与欲望。

新文学发生以来,伴随着“民主”“科学”思想的传播,经历了科学思想洗礼的中国作家对鬼神之论天然地疏远。新文学是“人的文学”,但人所投下的阴影人的文学行进的路程中,鬼魅的身影从未完全散去,成为剖析人心、洞悉人性、读解社会、关怀现实的重要观照。鲁迅充斥着与鬼魅搏斗意象的《野草》和周作人一系列取资源于民俗的谈鬼魅散文,分别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鬼魅书写开辟了战斗的、批判现实的和民俗的、观照人生的两种向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对于标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元化文坛而言,鬼魅在现实主义的人间毫无容身之地,鬼魅书写的传统在中国当代大陆文学中几乎完全被斩断。与此同时,“对新中國有误解,有对立情绪或某方面存有幻想的另一大批文化人来到香港”王剑丛:《香港文学史》,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77页。,将中国现代文学的鬼魅传统带入了香港。同时,由于香港的殖民地属性,香港的新文学在发展中更多高扬民族主体意识,因而在文学传统上更加注重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对接。而“许多新来香港的文化人,因文化不值钱,谋生又困难,便不理原来文学的功能与定义,煮字疗饥,写起‘都市传奇的东西来”王剑丛:《香港文学史》,第78页。这使得香港作家在处理鬼魅书写时,不仅注重与新文学传统的对接,而且自觉地接续起六朝以来的志怪传统,并将之熔于一炉,与香港独特的通俗文化流脉相结合。这一流脉不仅因其情节上的悬念丛生与新奇刺激的“陌生化”受到大众的欢迎,并且因其内在精神的寄托受到严肃文学的重视。而其80年代以来最杰出的传承人,则是李碧华。

二?李碧华笔下的鬼魅形象

如果将“鬼魅”视为一个并列结构的短语,则“鬼”指“迷信的人所说的人死后的灵魂”,其特点在于灵魂的复现与精神的无所归;,而“魅”则指具有吸引力的鬼怪,且在中国语境下一般指女性,特点在于其作为妖怪摄人心魄的诱惑力。李碧华将传统文化资源和当代香港以鬼魅为中介相结合,使之成为沟通古今、虚实之间一条独特的风景线,体现出独特的文学与文化价值。

(一)古今之别与生死之思:李碧华笔下的“鬼”

有论者评价李碧华“想象穿梭于古今生死之间,探勘情欲轮回,冤孽消长,每每有扣人心弦之处”王德威:《世纪末的中文小说》,《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第221—222页。鬼是承载李碧华对人性的考察穿越生死、沟通虚实的重要纽带,承载着不可或缺的文体结构任务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李碧华写鬼最为成功者,无疑是“最能搬演鬼事,而且古意盎然”王德威:《魂兮归来》,《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第12—29页。的《胭脂扣》。在《胭脂扣》中,如花本是香港石塘咀“倚红楼”中头牌名妓,花容月貌,一时引得无数男客倾慕,却因“冤孽之缘”,和大户公子十二少陈振邦一见钟情,被赠花牌。但二人身份悬殊的爱恋受到陈家父母百般阻挠,无奈私奔同居。但日渐拮据的经济状况令养尊处优的十二少心情每况愈下,走投无路之际,如花便以胭脂盒作为定情信物,与十二少相约吞食鸦片殉情,以50年为期,来生再续情缘。不想,十二少中途退缩被救起,如花则香消玉殒。这本是中国传统传奇小说负情模式的又一转写,但李碧华绝不止步于此,而是将这一传统的负情故事作为故事的基本构型,令如花的鬼魂50年后如约出现在1982年的香港,以来世减寿10年为代价,重返人间找寻十二少。但李碧华并未将叙说的重点放在如花在新香港寻找十二少的传奇与曲折,而是让其与一对现代香港情侣——永定和阿楚相遇,在二人协助如花寻找十二少的过程中引出旧香港与新香港在风俗、文化、观念以及男女感情观念方面的碰撞。

在碰撞中,老香港塘西的繁华、妓院的酬唱从容、男女间感情的信义醇贞与新香港“九七大限”来临前的喧嚣浮躁、纵欲贪欢形成鲜明对比。李碧华以如花在新香港的无所适从昭告读者,旧香港的一切即将随尘埃落定而成为过眼云烟。而如花苦等50年后,意外得到十二少当年违约,苟活于香港的消息后毅然离去,也宣告着老香港及其承载着的文化内涵“大势已去”。物是人非的苍凉中,承载着复杂而众说纷纭的政治意味与暧昧不清的社会心理。

在作品中,作为鬼魂的如花虽然只是一个沟通古今、虚实、生死的线索性人物,却因其背后所承载的深刻文化内涵和现实政治隐喻而成为小说当之无愧的主角。在某种程度上,如花是即将逝去的旧香港的化身,是真正的“香港的女儿”,是“九七大限”将至的香港的鬼魂。

李碧华笔下的鬼往往是线索性人物,因其在现实中不存在,便可自由穿梭于时空之中,成为连接古今、生死的重要纽带?!肚刭浮分械拿商旆乓彩钦庋桓觥安凰拦怼?,其历史跨度横跨两千多年。秦时护驾有功、忠心耿耿的郎中令蒙天放因与少女冬儿发生私情,导致秦皇震怒。冬儿血祭佣窑,蒙天放泥封活埋。但蒙天放由于食用冬儿死前所遗仙丹长生不死,在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因秦陵被盗而重见天日,与酷似冬儿的朱莉莉再续一场感情大戏。蒙天放的形象与网络文学中盛行的“穿越”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蒙天放并非由今穿古,而是由古穿今,丹药的力量使他穿越来到20世纪30年代的西安,在国难未已、物是人非的喧嚣之中倍感无处立锥、英雄气短。纷繁乱世之中,自己所爱之人一再死去,万世基业亦化为尘土,唯有自己以近乎惩罚的“长生不老”存活于世,一再上演感情的轮回与离别。

与如花一样,作为鬼的蒙天放沟通古今,连接生死,成为小说提纲挈领、结构时空的结构性人物。生前身后,体现出的是不同时间、空间、观念的碰撞,并借这种碰撞来表达不同时空下的文化认同和社会心理,是观念的承载者。但不同的是在蒙天放被寄托着更为宏大的历史沉思,寄寓着作者对于历史兴废循环、集体与个体、强权与民生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在艺术水准上或逊于《胭脂扣》,但在寄意方面,显然体现着李碧华对于历史和人性更加深沉的思考。

(二)女性主体与爱欲张扬:李碧华笔下的“魅”

如果说李碧华笔下的鬼大多为功能性人物,那么李碧华笔下的魅则具有了小说主人公所应当具有的性格和血肉。李碧华笔下的魅,一方面具有着不同于凡人的、富有传奇色彩的“魔性”,但另一方面又具有着生命主体价值张扬所具有的“人性”。在鬼魅文学传统中,魅仿佛一直带有天然的女性属性,加之李碧华本身便是一个女性意识非常张扬的作家,这使得李碧华笔下的魅骨血丰满、个性张扬,成为研究者所说的“非女性主义的女角色,介入中心结构的边缘喻体”李小良:《稳定与不定——李碧华三部小说中的文化认同与性别意识》,《现代中文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第101—111页。,不仅因其魔幻色彩而驰骋于古今时空交错之中,而且因其女性特质而寄托着李碧华对于女性命运的深沉思考,以女性的视角,重构着我们所熟悉的传奇。

在《青蛇》中,前文本《白蛇传》中的主角许仙、白娘子成为背景,成为“叙述中的人”,而青蛇成为了可靠的叙述者和故事的主角。在故事中,青蛇不再是白素贞的陪衬,而是一个情欲丰满、敢爱敢恨、敢做敢当,为了追求自己感情不惜和姐姐对峙拔剑的火辣女子。正是在这样张扬的主体意志和鲜明的个性之下,青蛇“和所有的人物都构成引诱和拒斥的关系,因此这个故事变成了情欲演义,同性恋、异性恋、三角关系纠缠不休”艾晓明:《戏弄古今——讨论李碧华的三部传奇小说》,《20世纪文学与中国妇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9—198页。,不仅使得前文本故事中的人物性格得到了扭曲和发展,更使得青蛇在获得了更加丰富的阅历和情感体验后迅速成长成熟,得以以更加穿透性的眼光看待“宋代传奇的荒唐真相”。这使她一方面发挥自己作为魅的“魔性”,长久地居于西子湖中,见证了从宋至民国至文革至改革开放后的久远历史,以深沉而沧桑的目光目睹人世间的冷暖变化;一方面张扬自己“人”的一面,将自己的七情六欲、所思所想录诸笔端,成功地使原有的《白蛇传》传说荒诞化、游戏化,在前文本的间隙中衍生出全新的意义,实现了女性主体精神与前文本神话传说的对接。

潘金莲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学中著名的魅影形象,潘金莲的形象也在传奇的演化中不断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妖”“魅”的特质?!杜私鹆笆澜裆繁愦优私鹆庖弧扒Ч诺谝灰尽比胧?,从其阴间转世、打翻孟婆汤,决意找武松“复仇”讲起,将其与转世后的张千户、武大、武松、西门庆共同置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大陆与香港。转世后的单玉莲一心寻找真爱,但却一再受到心怀不轨的张院长、懦弱自保的武龙的伤害,因经济压力而被迫远嫁富裕却其貌不扬的武汝大。但与武龙的再度相遇、与Simon的性游戏又使她陷入情感旋涡。命运并未放过单玉莲,不论其主观上多么想摆脱“淫妇”之恶名,却始终无法摆脱前世记忆中宿命的束缚?!暗ビ窳肱私鹆谎?,首先被压制在男性掌控的资本权力之下,而后被物品化,其身体成为了交换价值所在,但这身体却不属于自己,而是男性享乐的工具”聂焱:《李碧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和历史家国意识》,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2006年。,而留给单玉莲本身的,无非是如前世般继续堕落,变成妖,成为魅,却始终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这正是李碧华笔下魅妖们的共同处境——尽管具有出众的外表和摄人心魄的魅力,但这一切无法转换成为幸福和爱,更无法转换成为人的基本条件。李碧华笔下的魅妖形象为思考什么是人,什么是人性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也为带著“理解之同情”观照女性提供了一种思路。

(三)人鬼消长与人性沉思:人鬼之间的艺术形象

除了典型鬼魅之外,在李碧华的作品中还常见一类角色:他们是人,却或如同鬼般拥有通天的权力和超自然的能力,仿佛随意出入于生界死界之间,或如魅般拥有着过人姿色,且将这种姿色用于权谋之中,玩弄他人命运于股掌之间。这便是李碧华小说中鬼魅人物的衍生品——处于人鬼之间的角色。

《生死桥》中的王老公便是这样一个角色。王老公来自贫寒的算卦人家,自幼聪慧,因谋不到饱饭被父母送进宫中净身做太监。在宫中,曾无意起卦,算出清廷不出三年灭亡后道破天机,引发老佛爷追查,虽凭借沉默木讷逃过一劫,却从此更加孤僻沉默。清亡后待在雍和宫养老,与猫为伴。当幼年的怀玉、丹丹、志高去请他起卦算命,他算出三人“一个生不如死,一个死不如生,还有一个先死后生”,从此成为三人命运的谶语。王老公虽然并非《生死桥》中的主角,但却是重要的结构性人物。他经历沧桑,通晓命数,却出于丰富的阅历和人生体悟如鬼魂般隐居寺庙。但当三位天真烂漫的孩童诚心相求,他卸下铠甲,起卦算出后却不愿说出,体现出人性基本的同情心和同理性。王老公的谶语是结构整个作品故事发展的重要线索,而王老公这一人物的出现,更为整个故事笼罩上神秘、诡谲的氛围,实现了李碧华对于小说传奇性的追求,体现出李碧华对于人生的独特观念与感悟。

如果说作为一个人鬼之间的角色,王老公身上的人性终究大于鬼性,那么《饺子》中的黄月媚则是被鬼性压倒了人性?;圃旅谋臼且幻舐降母静埔缴?,在国家执行“计划生育”的过程中练就了人工流产的好手艺,“工作勤奋,屡获奖状”,却也因执行计划生育的血腥过程刺激到自己的艺术家对象的良知而遭分手?;圃旅囊虼舜笫艽蚧?,此事也成为“心中永远的痛,永不结痂的伤口”。性格因此被扭曲的黄月媚悟出了“女人倚仗的不过是自己”的道理,毅然赴港,为获得在港身份证与老男人结婚,却也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达到目的的黄月媚也摇身一变成为香港颇具传奇色彩的“媚姨”,靠烹饪死婴做成的、具有使女人永驻青春功效的饺子而赚取大笔的收入?;圃旅恼庖蝗宋锏目袒抟稍谀持殖潭壬戏从沉死畋袒杂诖舐侥承┱叩奈蠼?,但同时也反映了黄月媚在情感纠葛与世事变迁中,人性褪去,鬼魅性缠身,最终成为亦邪亦魅的形象。而后来菁菁对于黄月媚的“继承”则寄托着李碧华更为深刻的忧思,“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世界把鬼变成人”显然是过于豪迈的政治宣言,事实上,只要人的欲望继续存在和膨胀,鬼性对人性的侵蚀和异化便永远不会停息。

除此以外,《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中的川岛芳子、《钥匙》中的燕燕、《潮州巷》中的母亲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亦人亦鬼的属性,通过这些人物,李碧华不仅将其故事的传奇性向现实题材的作品中延展,也在这些人物中寄托了更加深广的内涵与思考。

三?李碧华鬼魅书写的源流背景与文化内涵

与通俗小说家鬼魅叙事一味求险求奇、铺排夸张,极尽鬼之可怖、魅之妖艳,试图以此调动起读者的感官体验与情绪波澜不同,李碧华在进行鬼魅书写时可谓“别有怀抱”。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在更高意义的审美层面上,‘鬼更多地成为‘含魅想象与虚构的艺术方式,借以表达人鬼难分、荒诞奇幻、迷离恍惚的‘现代生存处境”肖向明:《“幻魅”的现代想象——鬼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11页。因此,鬼魅书写在李碧华的笔下,不仅具有突出的结构作用和艺术拓展等纯粹形式方面的意义,也蕴含着深厚的源流背景与文化内涵,折射出李碧华创作独特的文学和文化价值。

(一)严肃与娱乐之间:香港大众文化的影响

作为一座高度繁荣的国际大都市,香港的历史源流斑驳复杂。中国本土的文化底色,英国殖民的历史纠葛,加之来自世界四面八方的风云际会,为香港的城市文化涂上了驳杂的底色。殖民地经历,形成了异质于中华文化母体的“殖民地文化”:“殖民文化是一种畸形的文化现象,是富国与穷国、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一种精神支配关系”杜也力:《“殖民文化”讨论综述》,《学术月刊》1997年第5期,第111—113页。为了实现这一精神支配,香港殖民当局一方面禁绝带有启蒙性质的精英文化,肃杀其存在土壤;另一方面对于“声色犬马”的大众消费文化大力培植,促进消费文化的形成。文化上的长期“空白”、国家民族意识的模糊与经济上的自由开放,渐渐形成了香港“全民皆商,人人言利”的社会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五花八门的新潮文化涌入香港,快速地交替与碰撞,而香港市民也乐于接受五花八门的新潮文化,填补他们精神上的空缺。

在访谈中,李碧华曾直言自己的理想生活便是“七成饱、三分醉、十足收成。过上等生活、付中等劳力、享下等情欲”佚名:《对话李碧华:不做奴才文章 最爱“人间烟火”》,新浪娱乐。但与此同时,李碧华也并非完全追逐市场的畅销书作家,她坚持“写小说先娱己,后娱人,对自由创作环境感恩”的严肃文学观念,这使得李碧华努力寻找平衡点以连接文化市场竞争与个人创作期许。

这样一来,鬼魅书写无疑是一个极为合适的选题。一方面,作为一种大众文化,香港文化具有“消费性、世俗性、娱乐性、技术性”陶东风:《大众文化教程(修订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页。的特点,而鬼魅书写所具有的感官刺激性、娱乐性、刺激性以及其对于消费社会产生的陌生化效果,都最大程度上满足了香港大众文化的市场需求与心理预期。在香港,影视改编的可能性是衡量文学作品在大众文化中所能取得成就的重要量表,李碧华的作品本身就具备较强的可改编性,数部小说被改编成为电影,而鬼魅书写恰恰与香港电影的重要片种——“鬼片”相对应。事实上,在李碧华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作品中,鬼魅书写占大部分?!肚嗌摺贰豆沤翊笳角刭盖椤贰督茸印返榷际窍愀酃眵忍獠牡缬暗木?。更有李碧华专门撰写剧本的《迷离夜》《奇幻夜》,被寄予“振兴港产片,杀出阴司路”的厚望。

与此同时,鬼魅題材又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着严肃文学承载的社会历史意义。其不仅上承中国文学的鬼魅书写传统,具有一定的严肃文学精神与精神内涵;更对接当下,干预与关怀当下香港的社会问题与文化心理。例如《胭脂扣》关注面对回归时普通香港人微妙心态,《饺子》关注大陆计划生育国策,并对香港民众迷乱的感情状况有所批判。这使得鬼魅的题材落脚于社会批判的基点上,达到了雅俗共赏而又具有香港特色的独特效果。

(二)宿命与躁动:特异情境下的香港世情与时代焦虑

诚如“五四”先驱者们所标举的两面旗帜——“民主”与“科学”所预言的那样,20世纪是一个激进革命的世纪,也是一个破除虚妄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一往无前的现代性占据了主流,在不可否认地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同时,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但在香港,由于其殖民地性质对于左倾激进思潮的压制以及商业资本对于理想主义的“腐蚀”,进化论的现代性史观和唯物论在香港始终未曾取得在大陆那样的先验性、真理性的地位。

此外,由于香港独特的殖民地性质,“反帝”的使命在一定程度上比“反封建”要来的迫切得多,因而在香港对于民间传统鬼神信仰的张扬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对于香港殖民当局文化同化政策的反彈而同时受到香港本土左右翼的认可。这使得传统文化在香港保存得更加全面。

在这样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尽管香港已经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但循环论、宿命论的思想仍然具有相当影响。1984年,伴随着中英谈判,香港的前途问题“尘埃落定”,伴随着未知的“1997”,香港的社会氛围浮躁不安。在这样的情形下,先验的、进化的、前进的历史观念无法说服香港人,宿命的、循环的、保守的历史观念为香港人带来了心灵的慰藉,也为香港人提供了逃避之所。

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作家,李碧华曾坦陈自己相信宿命、鬼神之事,这使得她能够更加确切地把握香港文化脉搏,并通过作品战线把握情境下香港的世情人情,隐晦地阐发自己对于时代焦虑的思考。这方面最为典型莫过于《胭脂扣》。引用詹姆逊的理论,第三世界文化的真理在于民族国家寓言,且不论小说中明里暗里出现的有关“97”大限的议论与调侃,只要我们略微具有文学外部研究的敏感,将如花和十二少的50年之约置换为大陆与香港的“五十年不变”,就不难发现其故事的主体带有着明显的民族国家隐喻,其政治隐喻被王德威一语点破:“香港租界的一向繁华,在大历史中却是妾身未明,一朝回返到充满阳光的祖国,真值得么”王德威:《魂兮归来》,《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第12—29页。,香港人在为女鬼如花唏嘘的同时,当联想到同样如鬼魂般游荡无依的自己。

既然无法改变历史的大潮,便只能默默用循环论、宿命论来慰藉自己,在李碧华的小说中,循环和宿命的影子随处可见。在《秦俑》《潘金莲之前世今生》《钥匙》等作品中,人物的情感与关系一再地轮回,表达着对于历史和命运循环规律的个体把握与揭示;在《生死桥》《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中,神秘的谶语如魔咒般统摄着人物的命运。在浮躁和惶恐的社会氛围下,港人无意对历史的宏大命题进行深思,只希望通过宿命论、循环论的可能性解释获得暂时的心灵慰藉。

在卢卡契看来,历史小说“不在于重述伟大的史事实际,而在于将史事中出现的人物以诗的方式使之复苏”程丽蓉:《对话场景中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344页。,而鬼魅无疑是这种形象复苏的最好方式,鬼蜮也是人界,人界亦是鬼蜮,在特异的世情人情下,二者合二为一,以夸张的、变形的、天马行空的方式,诉说着香港的时代焦虑。

(三)异化乃成鬼魅:对于现代人性扭曲的参照与探微

在哲学上,人和人性是经典的命题,也是时下的问题。比如人性的异化现象就永远新鲜而切近。人性异化思想的集大成者无疑是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并将其归结为四个方面:产品与生产者之间的对立;劳动作为人的本质与劳动给人带来痛苦之间的对立;人的类生活与人的自然生存之间的对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对立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0—55页。,究其本质,则在于“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在人身上的失却。

作为高度发达的工商业社会,香港高效率的社会生产方式、高强度的工作模式、悬殊的贫富差距、短缺的自然社会资源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压力,人们忙于处理与他者的关系,却无暇思考个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霸谙愀壅庵指叨确泵粽诺纳桃刀际欣?,人们其实己经很少有闲暇去读书,时间多为不需动脑的影视节目所占据。文学的生存事实上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赵稀方:《小说香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90页。当一个社会处于不再思考的境地之时,作为社会中人便会出现个体生存价值上的迷失,进而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导致一系列社会心理问题,导致人性的异化与扭曲。

经济问题、婚姻问题、住房问题、家庭问题、女性权益问题,诸多的现实社会问题在香港实现经济崛起的“香港奇?!钡耐?,如影般困扰着港人。1997年的回归大限更为香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加入了催化剂。据统计数据显示,1980—1997年,香港犯罪率长期在每10万人1400的水平上居高不下,在1983和1985年更是达到极值的每10万人1600钟华,陈曦:《香港的犯罪与被害趋势及相关司法政策回顾》,《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62—68页。;而1980—1997年,香港的离婚率也常年居于0.97‰-1.6‰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高于世界同期水平。

在高度的社会压力和浮躁的社会心理下,香港人性异化情况严重。这样的情况被李碧华敏锐捕捉。在严肃文学无地立锥、正面强攻无法实现的情况下,鬼魅世界无疑是对于现世的最好参照?!靶垂硇囱呷艘坏?,刺贪刺虐入木三分”,在鬼魅文学传统之中,写鬼从来都是为了写人,而鬼魅世界的扭曲、变形恰恰为异化的人性提供了参照的空间。

在《胭脂扣》中,袁永定不断追问如花塘西旧事,在如花叙述了旧香港塘西文化的精致含蓄后,新香港“为只几个数目字,便在那里各出高价来争夺”的浮躁鄙薄便暴露无遗;而当如花叙述了旧香港娼妓重诺轻利、为情私奔的事迹,袁永定比照自己,则更加感叹“难道本世纪没有单纯的恋慕,生死相许?难道爱情游戏中间必得有征战谋略,人喊马嘶之局面?”。而与旧时相比,1982年的香港充满了“世纪末风情”,哄抬物价的商人、畸形繁荣的娱乐新闻、全社会热捧香港小姐的绝望狂欢处处显示出这个时代浮华背后的苍白与疲惫。而对“一切倒退五十年”的“97”大限的恐惧正如如花对于七天后回归阴曹地府的大限一样,在对如花的自惭形秽与同病相怜中,香港人“如鬼”而亦“不如鬼”的生存窘境暴露无遗,而如花所代表的鬼界则无疑是今日香港的残酷参照。

而在《饺子》中,菁菁在香港都市的欲望追逐中意外得到李世杰的青睐,嫁入豪门,却也在岁月经年后显露老态,遭遇感情?;?。为了挽回丈夫,她毅然光顾媚姨的饺子馆,并一步步走上了亲手烹饪婴儿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菁菁的人性不断沦丧,鬼性、邪性不断增强,不仅造成了少女小琪的悲剧,身上也沾染了血腥的气味,更一步步接续媚姨,成为新的魔鬼。作品批判性强,牵涉面广,涉及计划生育、人工堕胎、婚外滥情、贫富悬殊等多个社会议题,却并不直面强攻、短兵相接,而是将之融入通俗的情欲鬼魅故事之中,借黄月媚和菁菁两人由人变成鬼魅的经历牵涉相关话题,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不可否认,作品中关于黄月媚由人变鬼的诸多描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牵涉了文革、计划生育等敏感历史,为黄月媚由人成鬼的过程和动因寻找了合理性。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在菁菁由人变鬼的过程中,同样搭建了一个为寻回丈夫宠爱的女人重返童颜的合理性。问题在于,两方的理由看似合情合理,但实际都包含着极大地不合理性乃至人性的沦丧。二者的同构恰恰表明,由于人性被欲望绑架,不合理的过程被罩上了合理的面纱,人之为鬼变得合情合理,而鬼显然比人更好在这一世界上生存?!盎明鹊男词凳址杀皇游恢峙?,也是一种谑仿,在永恒地忘却以及偶存的记忆间,鬼魅扮演了媒介的角色,提醒我们欲望与记忆若有若无的牵引”王德威:《魂兮归来》,《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第12—29页。小说在人性层面上对一系列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做出了含蓄的批判,在两个由人变鬼的故事中倾注了自己对于人性的悲凉思考。

作为一种源流相承的文学书写母体,鬼魅书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中国文化对于超自然神秘世界的认知与态度,也成为其对于现实社会、人生的重要参照。这样的内涵使之在新文学中仍然获得了相当的合法性,并因历史的机缘巧合而在香港的时空获得发展。

作为成功的香港作家,李碧华一方面将之与消费文化对接,使作品获得广泛的受众和共鸣;另一方面不自觉地承接严肃文学中鬼魅书写的批判刺世传统与人性观照视角,对接香港现实,使其鬼魅书写具备了丰富而深远的源流背景与文化内涵,使其鬼魅书写扑朔迷离、诡谲怪异、意蕴深广?!肮眵仁樾础辈唤鍪抢畋袒捞卮醋骼砟畹氖迪址绞?,使李碧华自由地驰骋于人间鬼蜮,寄托其天马行空的想象与刺世疾邪的现实关怀,更为努力平衡于严肃与大众之间的香港文學提供了较为成功的经验,为新文学在特异时空下的形象丰富与边界拓展提供了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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